易中天著《品三国》的若干硬伤

怀仁

易中天著《品三国》的若干硬伤



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  许福谦



    《品三国》是易中天教授以他在CCTV-10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加工润色而成。该书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后，销路极畅，据云已售出200余万套，读者上千万人，可谓盛况空间。

    易先生以一介文人，涉足史坛，以故事说人物，以人物说历史，以历史说文化，以文化说人性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，以致在社会上掀起一股三国热，令我辈多年从事史学研究者也不禁为之汗颜。

    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伴随易先生的走红，对他的批评乃至批判之声也一直不绝于耳。世上无无过之人，亦无无错之书。何况易先生仅用一年多时间，就完成了这部洋洋洒洒近50万言的鸿篇钜制，其难以周全是可想而知的。因此珠瘢玉瑕，时时而有，软肋硬伤，不一而足，既影响此书质量，也误导众多读者。譬如一桌上好的饭菜，品味之余，忽然吃到几粒鼠屎，令人如骨骾在喉，不吐不快。所谓软肋（如曹操是否奸雄，可不可爱之类）多是见仁见智的问题，不足为易先生道。谨择硬伤若干则，以史料为依托，以考证为方法，以求真为目的，撰成此文，请易先生及诸位方家批评指正。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1页说：“曹丕称帝，是在公元220年；刘备称帝，是在公元221年；孙权称帝，是在公元222年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说曹丕、刘备称帝之年，都没有错，但说孙权称帝是在公元222年，就很不准确了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》和同书《吴书·吴主传》所载，知孙权于曹魏黄初二年（公元221年）向曹丕奉章称藩，并接受曹丕给予的吴王封号；明年，权击败刘备，遂改元黄武，不再奉曹魏为正朔，但仍自称吴王。直至黄武八年（公元229年），孙权才改元黄龙，正式称帝。这在史学界是常识，而易先生并非此道中人，言多语失，本不足怪。问题在于易先生随着品味三国的加深，已知此说不妥，却想曲线更正。因此他在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102页便说：“等到曹丕黄初二年（公元221年）……孙权便……向曹丕上表称臣，并在十一月接受了曹丕册封的吴王称号，次年建元黄武。……不过，孙权此时在名义上还是曹魏王朝的藩王（称帝是在八年以后的公元229年）。”以后又在第199页、第201页等处重申孙权称帝是在公元229年。易先生大概认为这就不动声色地加以更正了。但在笔者看来，矢去不回，水覆难收，易先生如能痛快地宣称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1页就有欠妥之处，现予更正，其形象岂不更加完美？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3页又说：“（蒋干）他是到过周营，但那是赤壁之战两年之后，当然没有上当受骗盗什么书。”

    按：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，“两年以后”自然是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了。《三国演义》将蒋干赴周营置于赤壁之战前夕，以便引出群英会盗书一事，固然与史不合，但易先生认为此公在赤壁之战两年之后才到周营，恐也不是确论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周瑜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曰：“初，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，谓可游说动也，乃密下扬州，遣九江蒋干往见瑜。……瑜出迎之，立谓干曰：‘子翼良苦，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？’……干还，称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辞所间。”据此可知，曹操是“密下扬州”的。而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，知曹操下扬州在建安十四年（公元209年），即赤壁之战一年之后，其文曰：“（建安）十四年三月，军至谯，作轻舟，治水军。秋七月，由涡入淮，出肥水，军合肥。……置扬州郡县长吏，开芍陂屯田。十二月，军还谯。”他派蒋干去见周瑜，亦必在此年。至于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，曹操并无南下之举，周瑜也在此年去世，就更无蒋干赴周营说降的可能了。故《资治通鉴》置此事于建安十四年（公元209年）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：易先生后来显然感到自己在这里所说的“赤壁之战两年之后”不妥，所以在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207页又说：“于是曹操便派蒋干去做说客。具体时间，据《资治通鉴》是在建安十四年”，又是一个不动声色，而且是“据《资治通鉴》”，似乎是在提出一种新说，又似乎是在更正旧说。其实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坦承有误，哪错哪改。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8—9页又说：“陈寿……在西晋统一后五年（公元285年）就完成了《三国志》，……裴松之……生活在南朝刘宋时代。他作注的时候，距离陈寿完成《三国志》大约一百三十年。”

    按：陈寿完成《三国志》的时间，史学界颇有争议，在此毋庸赘言。即以易先生所说“西晋统一后五年（公元285年）”为准，到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，也远不止一百三十年。我们甚至可以清楚地知道裴松之完成《三国志注》的准确年月，《三国志》附有裴松之《上〈三国志注〉表》，内云：“臣前被诏，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《国志》。……自就撰集，已垂期月。写校始讫，谨封上呈。……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，中书侍郎西乡侯裴松之上。”据此，可知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完成于刘宋元嘉六年（公元429年）七月，距离“西晋统一后五年（公元285年）”已有一百四十四年之久了。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23页又说：“（曹操）有一次行刺宦官张让时，竟能舞着手戟全身而退。”

    按：此事源出于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裴注引孙盛《异同杂语》，其文云：“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，让觉之。乃舞手戟于庭，踰垣而出。”但从此则文字中，我们只能看到曹操“私入”张让室的一场恶作剧，看不出他有行刺张让的企图。不知易先生何以得出“行刺宦官张让”的结论？须知“私入”只是刑事问题，“行刺”可是政治问题，张让岂能善罢干休！若说曹操身带手戟就为行刺，恐也不然。当时佩带手戟是一种风气，董卓、孙策、太史慈等人就都佩有手戟，难道他们也都为了行刺？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27—28页又说：“曹操（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）一开始就说：……所以我胜利一回，裁军一回，……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认为曹操曾“胜利一回，裁军一回”，源于他对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的误读误解。为了说明问题，兹引录该令文有关文字如下：“而遭值董卓之难，兴举义兵，是时合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损，不欲多之。所以然者，多兵意盛，与强敌争，倘更为祸始，故汴水之战数千，后还到扬州更募，亦复不过三千人，此其本志有限也。”我们从中只能读到曹操反复强调他本志有限，却丝毫看不出曹操有“胜利一回，裁军一回”的壮举。相反，这时的曹操兵微将寡，势单力薄，讨董卓时，只有五千乌合之众，汴水一战，损折殆尽，不得不跑到扬州再募，也仅招到三千人，正处于他人生中的低谷期。说他“胜利一回，裁军一回”，纯属子虚乌有。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36页又说：“比如汉文帝，不能算是糊涂虫，也很欣赏贾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‘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’。后来还把他贬到了长沙，害得他终日以泪洗面，竟哭死在那里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廖廖数语，而有二误。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，出于唐李商隐《贾生》诗，指汉文帝在长安未央宫宣室召见贾谊询问鬼神之事。但是一，汉文帝贬贾谊到长沙在前，召还长安问鬼神事在后；二，贾谊后来又被贬为梁怀王太傅。他哭死是实，但不在长沙，而应在梁国都城睢阳（今河南商丘）。《史记·贾生列传》曰：“文帝召以为博士，……超迁，一岁中至太中大夫。……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议，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。……后岁余，贾生征见。孝文帝方受厘，坐宣室。上因感鬼神事，而问鬼神之本。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既罢，曰：‘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’居顷之，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。……居数年，怀王骑，堕马而死，无后。贾生自伤为傅无状，哭泣岁余，亦死。”又《汉书·贾谊传》所载略同，不录。二书足以为证。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53页又说：“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，汉灵帝光和七年（公元184年），冀州刺史王芬勾结地方豪强，蠢蠢欲动，阴谋废掉汉灵帝，另立合肥侯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认为王芬谋废汉灵帝立合肥侯事在光和七年（公元184年），即黄巾大起义爆发的那一年，恐非。细读易先生引以为据的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，原文为：“光和末，黄巾起，拜骑都尉，讨颍川贼。迁为济南相。……久之，征还为东郡太守。不就，称疾归乡里。顷之，冀州刺史王芬……等连结豪杰，谋废灵帝，立合肥侯，以告太祖，太祖拒之。”易先生大概把曹操镇压颍川黄巾军、迁济南相、征为东郡太守及称病归乡里等一古脑儿都压缩在“光和末”即光和七年（公元184年）一年之内，完全无视文中“久之”、“顷之”这类表示时间概念的词语之存在，难称严谨。其实王芬谋废灵帝事，范晔《后汉书》、袁宏《后汉纪》虽未提及，但《资治通鉴》却明确载于汉灵帝中平五年（公元188年）六月。司马光必有所本，应从之。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57页又说：“据《三国志·袁绍传》正文及裴松之注引《典略》，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袁绍大败公孙瓒于易京（今河北省雄县西北），‘并其众’，势力大增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说袁绍大败公孙瓒于易京且“并其众”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指袁绍最终消灭公孙瓒的战事。但易先生认为此事发生在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并且说这是据《三国志·袁绍传》，则让笔者生疑。兹引录《三国志·魏书·袁绍传》有关文字曰：“会太祖迎天子都许，收河南地，关中皆附。……天子以绍为太尉，转为大将军，封邺侯，绍让侯不受。顷之，击破（公孙）瓒于易京，并其众。”曹操迎汉献帝都于许昌在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下文接述袁绍事迹，故易先生以为袁绍击破公孙瓒且“并其众”也发生在这一年，而忽视了“顷之”这个时间状语，其结果是又凭空提前好几年。我们且看看下列诸书是如何记载的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公孙瓒传》曰：“瓒军数败，乃走还易京固守。……绍遣将攻之，连年不能拔。建安四年，绍悉军围之。……瓒自知必败，尽杀其妻子，乃自杀。”而《后汉书·公孙瓒传》所载略同，不录。又《后汉书·孝献帝纪》云：“（建安）四年春三月，袁绍攻公孙瓒于易京，获之。”同书《袁绍传》亦云：“（建安）四年春，击公孙瓒，遂定幽土。”又袁宏《后汉纪·孝献皇帝纪》：“（建安）四年……三月，袁绍讨公孙瓒。”凡此诸书纪传，都指出袁绍消灭公孙瓒在建安四年（公元199年），故《资治通鉴》也载此事于建安四年（公元199年），应从之。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107页又说：“《魏略》记载了一个故事，说曹操有个老乡叫丁裴，爱贪小便宜，居然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瘦牛换公家一头肥牛，结果被罢了官。曹操……对随从说，毛玠多次要我重罚丁裴，我说丁裴就象会抓老鼠又偷东西的猫，留着还是有用的。此事如果属实，大约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‘猫论’了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所说的“猫论”，当然是指“白猫黑猫，抓住耗子就是好猫”。如果中国最早的“猫论”真可上溯至三国，而且真出自曹操之口，那易先生真为当今政治理论界立下大功一件了。遗憾的是，此说经不起认真推敲。易先生所说《魏略》记载的这个故事，见于《三国志·魏书·曹爽传》裴注，今节录有关原文如下：“（丁）斐，字文侯。初，斐随太祖，太祖以斐乡里，特饶爱之。斐性好货，数请求犯法，辄得原宥。……建安末，从太祖征吴。斐随行，自以家牛羸困，乃私易官牛，为人所白，被收送狱，夺官。其后太祖……顾谓左右曰：‘东曹毛掾数白此家，欲令我重治，我非不知此人不清，良有以也。我之有斐，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，盗虽有小损，而完我囊貯。’遂复斐官，听用如初。”据此，知此人自名丁斐，不作丁裴。曹操也没有把他比作猫，而是比作“善捕鼠”的“盗狗”。秦汉三国时期狗拿耗子是常见事，也是正经事，不象后世当作是多管闲事。因此曹操才会这样打比方，与“猫论”并无关系。



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171页又说：“在三国时代的三巨头中，孙权的寿命是最长的，七十一岁（次则曹操，六十六岁；再次刘备，五十八岁）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说孙权、曹操的寿命分别是七十一岁、六十六岁，都是对的，但说刘备只活了五十八岁，则大有疑问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明言：“（章武）三年（公元223年）……夏四月癸巳，先主殂于永安宫，时年六十三。”又裴注引《诸葛亮集》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：“朕初疾但下痢耳，后转杂他病，殆不自济。人五十不称夭，年已六十有余，何所复恨。”这是刘备自言寿命在六十以上。又《华阳国志·刘先主志》云：“（章武）三年……四月，先主殂于永安宫，时年六十二。”虽与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所载有一岁之差，但却不止五十八岁。这个错误，以易先生之精明，自然很快就被发现。于是我们在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111页读到了这样的话：“托孤之后……刘备驾崩于永安宫，享年六十三岁。” 照样是不动声色地轻轻改过；同时照样没有指出《品三国（上）》此页之误。是疏忽，还是不肯？



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6页说：“（孙权）为了抗击曹操，早在建安十六年，……就采纳长史张纮的建议，将治所从京口移到了秣陵，并改名建业。又采纳吕蒙的建议，在濡须口建立了军港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将发生在两年里的几件事硬塞进一年之内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曰：“（建安）十六年，权徙治秣陵。明年，城石头，改秣陵为建业。闻曹公将来侵，作濡须坞。”又许嵩《建康实录·吴太祖实录》亦云：“（建安）十六年，权始自京口徙治秣陵。十七年，城楚金陵邑地，号石头。改秣陵为建业。是岁，初作濡须坞于江西，以拒曹操。”据此二书，知孙权自京口徙治秣陵在建安十六年（公元211年），将秣陵改名为建业以及在濡须口建坞筑城，则在建安十七年（公元212年）。易先生在这里犯了和《资治通鉴》同样的错误，只不过《通鉴》将这几件事都置于建安十七年（公元212年）中，而易先生则将这几件事都置于建安十六年（公元211年）内而已。



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9页又说：“据《后汉书·岑彭传》，建武八年（公元32年），岑彭跟随刘秀破天水，围西城，胜利在望。不久，刘秀东归，致书岑彭说：‘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陇，复望蜀。’岑彭理解了刘秀的意图，平陇之后即入蜀，灭了公孙述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在此处引用刘秀致岑彭书中得陇望蜀的典故，甚是，但接下来说平陇灭蜀全都是岑彭的功劳，就有悖于史实了。据《后汉书》的《光武帝纪》及《岑彭传》、《来歙传》、《吴汉传》、《臧宫传》，知建武八年（公元32年）光武帝刘秀东归后，岑彭等诸将未能平陇，相反，还被陇右隗嚣和蜀公孙述联兵击败，只得仓促退兵。建武九年（公元33年），刘秀另派中郎将来歙率军攻陇，十年（公元34年）平之。这时岑彭已被调往其它战场，故陇右之平定与岑彭无直接关系。至于入蜀讨伐公孙述，岑彭倒是参加了，并且立有战功，只可惜他在向成都进军途中被公孙述派来的刺客刺杀，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了。最后完成平蜀灭述事业的，是大司马吴汉与辅威将军臧宫。



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39页又说：“祢衡死了，事在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说祢衡死于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依据的大概是《资治通鉴》。正是《通鉴》将祢衡的主要事迹及其被杀都置于汉献帝建安元年的最后部分，其实这是《通鉴》这部编年体史书“史终言之”、“连类及之”的叙事方法，所叙之事则未必都发生在此年。详情可参看张煦侯《通鉴学》一书。不幸的是祢衡之死正属于此类情况。据《后汉书·文苑·祢衡传》，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孔融曾向汉献帝上疏推荐祢衡，说：“窃见处士平原祢衡，年二十四，字正平，淑质贞亮，英才卓砾。”同书同传又载祢衡为黄祖所杀，“时年二十六”。由此可推出祢衡之死在孔融上疏推荐他之后两年，亦即建安三年（公元198年），而不是易先生所说的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。



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72页又说：“孙权这位小妹，名字据说叫孙仁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这个“据说”不知闻于何人，得之何书？笔者遍查《三国志》及裴注，皆无孙权小妹名仁的记载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三国时期确有人叫孙仁，不过不是孙小妹，而是孙小弟，即孙坚第五子，孙权异母弟，见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破虏传》裴注引虞喜《志林》曰：“坚有五子：策、权、翊、匡，吴氏所生。少子朗，庶生也，一名仁。”



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83页又说：“庞德则原本是马超的部下，渭南战役时归降曹操，因此被拜为立义将军。”

    按：易先生说庞德在渭南战役时归降曹操，时间、地点双误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庞德传》曰：“太祖破（马）超于渭南，德随超亡入汉阳，保冀城。后复随超奔汉中，从张鲁。太祖定汉中，德随众降。”据此知庞德并未在渭南战役时归降曹操，而是先随马超逃亡至汉阳，又逃至汉中依从张鲁。曹操克汉中，他才随张鲁降操。渭南战役发生于建安十六年（公元211年），而曹操征汉中则在建安二十年（公元215年），相差也有四年之久。



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129页又说：“刘禅降魏十三年后，吴帝孙皓降晋，被封为‘归命侯’。”

    按；刘禅降魏在曹魏景元四年（公元263年），孙皓降晋在西晋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，二者相距十七年，并非十三年。我们很难相信这么简单的算术还会出错，但本书类似这样的错误还真不少，如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58页说：“曹丕去世后四十五年，即晋武帝泰始元年（公元265元），魏亡。”其实曹丕死于黄初七年（公元226年），至西晋泰始元年（公元265年）魏亡，首尾各以一年计，也才四十年。哪里来的四十五年？又如同书第109页说：“章武二年（公元223年）八月，刘备兵败退回巫县。……章武三年（公元224年）二月，刘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。”文中章武二年对应的公元纪年有误，应是222年，章武三年对应的公元纪年亦误，应是223年。又如同书第126页又说：“刘禅当皇帝的时候十七岁，到诸葛亮去世的时候，也才二十九岁。”其实刘禅当皇帝时（建兴元年，公元223年）十七岁，至诸葛亮去世时（建兴十二年，公元234年），只有二十八岁，而非二十九岁。



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183页又说：“众所周知，孙权接过父兄的基业和权力，是在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。……这时孙权还只有十八岁。”

    按：本书多次提到孙权在接班掌权时只有十八岁。除本页外，《品三国（上）》第162页、171页，《品三国（下）》第116页、184页、196页等又至少提了五次。易先生如此不厌其烦，给人的印象是板上钉钉，动不了了。那么到底对不对呢？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云：“（神凤）元年（公元252年）……夏四月，权薨，时年七十一。”据此推算，孙权应生于东汉光和五年（公元182年），到建安元年（公元200年）接班掌权时，已是十九岁了。